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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馬亮:疫情期間,該如何給基層“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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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半月談》報道,疫情防控期間,一些基層組織面臨“既要、又要、還要”的考核重壓,導致基層任務繁重復雜,基層干部應接不暇,基層治理效能亟待提升。

實際上,自黨中央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以來,近幾年的基層負擔已經顯著下降。但是,改頭換面、巧立名目、偷梁換柱增加的一些目標任務,仍使得部分基層面臨“減而又增、只增不減”的負擔死循環。

特別是在疫情防控期間,層層加碼、一刀切等問題層出不窮、屢禁不止,同部分基層面臨“既要、又要、還要”的重重考核壓力,不無關系。

“壓力型體制”讓部分基層“兩頭受氣”

我國的基層治理,被一些學者描述為“壓力型體制”。這種自上而下的目標任務層層下派,在基層累積并形成壓力,導致干群關系緊張,甚至影響基層穩定。

過去,我們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各級政府均圍繞中心工作開展考核評估,基層治理的靶向性較強。近年來,高質量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日益成為基層治理的主旋律,但由帶來多目標任務的復雜、沖突乃至矛盾,又產生了部分基層干部難以適應的新問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曾指出,政府制定政策要增強可預期性,避免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所謂“合成謬誤”,就是單看各個部門的政策都合理,但疊加在一起就出問題?!胺纸庵囌`”則指政策逐級分階段進行分解以后,導致層層加碼和政策走樣問題。這些問題在各級政府都有所表現,但在基層最為凸顯。

這種目標沖突,令部分基層左右為難,無所適從,只能根據目標任務的輕重緩急來安排工作,往往是疲于應付。在此情況下,基層工作的自主性就被嚴重擠壓,基層干部的獲得感和工作效能也明顯下降。

與此同時,一些不合理乃至過分的硬性任務,也使得部分基層干部常常要有令不行或有違民意,成為“風箱里的老鼠”,在上級和民眾之間“兩頭受氣”。

“四手聯彈”破解基層問題“老生常談”

要想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解決部分基層干部當前面臨的困境,就需要“四手聯彈”——在減負、免責、強權、賦能上做文章。一方面,要減輕基層負擔和減免基層責任,使基層干部可以輕裝上陣;另一方面,要增強基層權力并通過數字化賦能增效,使基層組織有能力來推進基層治理。

首先,要進一步鞏固近幾年來的基層減負成績,避免基層負擔卷土重來。

一些上級任務往往改頭換面而返場基層,甚至為了逃避督察而從正式走向非正式。要管住各級政府部門伸向基層的手,規范上下級之間的權責利,逐步實現基層工作目標任務的清單化。避免基層干部陷入各類表格填報和信息傳遞的泥潭,哪怕有三頭六臂也難免應對失措。

其次,目前基層治理主要是單向問責,未來應加強逆向問責,實現基層問責的雙向互動。

要使上級政府部門也承擔起必要的責任,避免“一推三六五”地“甩鍋”基層。針對基層治理還應該建立健全免責機制,避免問責壓力異化為避責動機,導致層層加碼、一刀切等簡單粗暴的基層治理現象。比如,北京市通過“街巷吹哨,部門報到”,就使得基層可以自下而上地調度上級職能部門來解決問題,避免“看得見的管不了”。

再次,要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特別是要加強對基層簡政放權。

如果只是下派任務和責任,卻不投入資源和下放權力,基層就會苦于有事無人、有責無權的尷尬。比如,深圳市就明確向社區黨委下放領導保障、人事安排、監督管理、事務決策等“四項權力”,社區黨支部“強起來”,才能夠真正發揮“戰斗堡壘”作用。

最后,要繼續給基層賦能,特別是要加快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以避免陷入“人海戰術”。

通過數字化賦能,大量重復性、事務性的工作可以自動化批量解決,基層干部就能騰出手來更多關注需要發揮聰明才智和通過干群互動來處理的問題。比如,浙江省推進的“一表通”“四個治理平臺”等,就是數字化治理方面的創新探索。

實際上,基層治理面臨的上述問題可謂“老生常談”,學界對此也多有探討與建議。這些問題之所以至今仍反復出現,同相關各方認識不統一、落實不到位和監督不徹底有很大關系。

要想標本兼治地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就需要切實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特別是要明確基層治理的底線和紅線,避免政府部門帶頭越權卸責。

與此同時,也要加強全國基層治理政策庫、案例庫、問題庫的建設,積累各地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使之成為基層治理的準繩,避免同樣錯誤重復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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